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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建伟:事物的不错答案不仅三个188金宝搏官网下载

汪建伟

  编者按:2月刚结束了自己在古根海姆博物馆个展的汪建伟,9月份又携同自己的经典作品在长征空间登场,办起了名为脏物的延续展览。刻意改变语意的脏在此刻等同于冒犯,这背后已然演变成一场关于认知与体系的质疑与反问,一直在探索知识综合与跨学科同当代艺术关联领域处于先锋位置的汪建伟,同时以不平常的方式结晶体小组,更新了话题对现在、过去、未来真实性的探讨谁来证明我们那份源于脏的异样感的正确性?谁能证明规定脏的系统的正确性?谁又能证明脏物的脏不是干净的净?

  脏是对认知的反抗与革新

  记者:这次的展览叫做脏物,在大众观念中,这个词语有两个普遍的含义,一个是描述事物属性,比如脏的东西,另一个是法律上的术语。这次展览中的脏物是否和这些含义有一定联系?

  汪建伟:脏物的最初设想与词汇背后属性无关,更无关法律,只是我工作状态的真实反映与描述。其实回想一下时间寺的关注点,是在关注处于时间中的物,关注它的展示方式与认知方向。本质上这两个命题殊途同归。我们在电影中经常会看到一些指认罪犯的镜头,被指认的对象中有嫌疑犯也有无辜者,这时让一个受害者来指认,通常此时的台词是这个人在这儿吗?其实这个现场对我很有启发,更确切的是一种重新解读的可能性。指认犯人需要一个程序,针对于脏物,也是如此,我们必须需要一个证据才能证明某一个东西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这个现场里其实暗含一个指认系统。延伸到我们日常生活中来看,任何一个物或者我们对物的认知都被指认系统所包含。将语境放回到这个展览里,所有的物在扮演被指认的疑犯,所有的观众成为到现场指认的证明者:是艺术?还是不是艺术?证据是什么?这个证据来自于哪儿?这一系列的问题其实来自于我们通常说的认知。

  认知一直在暗中操作我们对事物的判断,而且它还会躲到很不起眼的地方。所以我们讲脏物,实际上是要把这个家伙带到现场来,让认知无处可逃。最开始我们就是想通过脏物,将艺术家或者观众把一个通常容易被忽略的认知带到现场来。

  那么在用认知判断物的前提下,会引出另外一系列有趣而相关的话题证据在哪里?证人又是谁?这其实是在质疑我们面对未知的依据的是什么。可以说回答这些问题是面对未知的必经之路,而未知的回头路是已知。我经常会说一句话:我们必须面对已知的贫困。这种危机,才是这次展览的最初动机。

  我们经常会评价,这个东西很干净,没问题,或者其他判断属性。但在另一层面看,一种秩序与规则的运行在这些语言背后支撑着。这种表示该物被接纳的判断分析,也泛指当前规则秩序允许的部分。作为净的相对观,脏可以被归类为不信任,一些不被现在的规则秩序判断为合理合法的圈层。这就是一种冒犯,更进一步可以视作一种解放,对已知统治的反抗。大家对规矩加一个谓语,一定是遵守,一定是懂,但现实中,我认为,这种遵守与懂其实是一种管理,在这种双方默认的系统中,我们获得了相对安全。那么艺术也同样适用这个懂系统吗?我看不见得,当代艺术中如果没有冒犯,我们还剩什么?也许一个哲学家和神学家再来探讨这个脏,会出现另外一种态度,但是其本质内涵在任何学科都是相通无阻的,甚至我们都可以因此提出怀疑,质疑这种脏的模糊性,质疑本身,也是对清晰长久统治下的反抗。

脏物展览现场

  记者:之前的展览《黄灯》、《时间寺》等很多都是在阐述不确定这种中间状态,我们是不是可以认为,这次的脏同之前的展览也有一定的联系?

  汪建伟:其实从《黄灯》开始,包括《时间寺》到《脏》,这些展览实际上无论是从思想理念还是书写方式,都是表示对现有、已有、目前的规则规训的一种冒犯。艺术家不应只有态度就满足,必须要把这种态度转化成一种工作量,这种工作量一定是物理性的,而非概念性质的仅仅是态度或者标题。这些展览都是我在用工作,实践,将态度在一个时间内变成形式与存在。

  记者:你刚才说到一个词特别有意思冒犯,在我们平时看书,看展览的同时,不可避免的产生不同立场、大量质疑这样的问号体,但是冒犯一词其实有些即将终结的意味,你认为本次展览这种冒犯的含量多吗?

  汪建伟:我感受到的冒犯,在艺术上相对普遍,艺术有的时候被人误解为在创造愉悦,实际上这种创造是对已有事物的冒犯。对已知事物的安全感被新造物在经验上施加了很多挑战,这种挑战的属性或者说本身,并不见得是令人愉悦的动作。

  与之相关还有一个问题太过实际的艺术自我已然形成一套规则规范,而艺术的实际就是不实际,当我们尝试用金钱,交易控制艺术时,这种量化的改造让我们更加想去冒犯。

脏物展览现场

  用现在与过去复制出的未来

  记者:说到规则与系统,我们都避免不了生长于某一个系统里,然后企图逃开,结果又进入另一个更庞大的系统,你觉得我们应该如何处理与系统之间的关系?

  汪建伟:很多时候,我们对正误的归属产生了误解,就这个话题而言,我们并没有做错,产生错误的是我们对世界的分割。当我们固定认为从一个系统逃到另一个系统,正如我们经常认为现实背后掩藏这一个更真实的现实。我们认为,我们的批判现实就是批判意识形态,就是要找到隐藏在现实后的真实,听起来这个逻辑是对的,但这其实是世界观的问题,回到脏物具体来说,面对未知和面对周遭事情的时候,我们首先是站在一个什么立场和什么位置上考虑问题,同样的位置一定会有同样的结果和方法。不可否认,这个世界有很多种位置,取决于你的选择。比如说认知,我为什么说脏?脏,还有另外一个含义自嘲,一种对现有干净的反视。这恰好是一个褒义,太干净等同于太正确,太没有问题,说明其控制力太强,这种控制力最明显的外相即惯性等同于正确,未经思考即视为合理。你的问题是从一个系统到另一个,而我的问题是,你在哪个系统?你从哪个系统出来到了哪个系统?这个系统从哪儿来?谁告诉你,你就在这个系统里?所有问题指向这个证据什么时候形成的。我们当然可以追问一下证据,最终你会突然发觉证据本身不足,而前面的逻辑就要全部推翻。

  而脏,就是这样一种提问方式,是在一个自然的,非常平滑的地方制造一点灰尘,是对社会鸿沟与伤口的指认与面对。这也是当代艺术的主要功用。真实与冒犯划上等号,不回避即是冒犯,你只有冒犯不正确,正确才有生的机会。所以说脏是对正确的冒犯。

脏物展览现场

  记者:也是一种预示未来,指认是不是要艺术家必须拥有的能力才能对未来进行一种把控?才能够有底气的去指认现在的不正确?

  汪建伟:没有,我一直怀疑未来这个概念。因为未来作为时间来讲尚未到达,如果足以匹敌的物来填充这个尚不存在的话,就是用现在,但我们现有知识源于过去,这样分析,设计未来与过去经验成为对等。有一个法国的小组说得更极端,说未来就是对过去的剽窃,话说得极端,但道理非常正确的,在我的辞典里未来是不存在的这个概念。

  记者:从《时间寺》可看出你对过去、历史是经常重新梳理和看待的,你觉得脏物跟你自己时间的逻辑有怎样的一个关系?

  汪建伟:《时间寺》最近一直出现在我写的文章里,是我一直以来思考的点。有一个标题叫排演尚未到来之物,但这种排演是一种明确的态度,并非准确的预言,当我们提出对未来的想象时,一定会有地基与参照在下面,如果连这种合法性都达不到的话,就会导向荒诞的结果。我第一个写的就是《潜能的时间》,其实《潜能的时间》是对一种普遍性的表述任何一个物在同样的时间里都可以这样行动,甚至还可以选择。当我们用认知去羁绊未来,现在与过去的划分与规划,实际上是不负责任却十分流行的态度这会间接造成个人时间的身份缺失,一个没有拥有个人时间的个人怎么可能拥有个人本身,这种质疑来自于意识形态对时间的统治,意识形态在任何一个地方都会发生,而且是在你认为最合理的地方未来的时间。

脏物展览现场

  我只是在做好我应做的工作

  记者:展览介绍分为三部分,一部分是现在展厅里的展览,还有是结晶体小组的表演,最后一部分是你出的一本书,那么这个展览同之前的尝试有什么不太一样?

  汪建伟:其实是我一直在尝试更新思考问题的方式,这种尝试在结晶体小组上就可以体现出来,你看我邀请了十个人,包括作家,学者,艺术家、建筑师还有牧师,所有人在固定时间相聚在固定地点,由置身于传统空间思考转换到在新语境中使用知识,讨论问题。这会产生什么?他们又解决什么?传统意义上,分为内部、外部、前边、后边,但今天这样一个等级模糊的时代,一个个体到底处于社会与世界的什么位置?在这个位置上如何思考?包括在这个位置上如何产生一个新的对这个社会的理解,其实都包含在结晶体要解决的问题上。

  其二,作为展览,难免会给人一种汇报的嫌疑,所以我们定了一些要求,第一,我们不谈理论,不作理论解释;第二,不汇报工作,就是不谈我们在做什么,第三,不教育别人。最后是不要预设观众。而这四点恰好是产生腐败的原因,这个腐败来源于你的表演欲。因此我们的题目叫做《有人在后院排练》,其实是我们当日活动的白描倾听者,观众,谈话者,各司其职。

  记者:突然想到你最早在今日美术馆《时间剧场》的展览最后镜头一转,转到观众席的一瞬间,一种融为一体的感觉顿生,所有的身份在那一刻都消失殆尽。

  汪建伟:我在96年拍《生产》的时候已经在关注这个问题了,四川茶馆中的谈天论地已经撕去风土人情的标签,尝试用民间的,典故性质的方法与当下找寻,或者说发生关联,这种前所未有的连接方式不断吸引着我在反复对谈中将迥然的知识经验对连,成为一个自我再生成的媒介,现在看来,这个媒介也许就是剧场,也许就是展览。实际上我对语言能不能成为一种媒介,以及这种媒介为何不能质疑当下而产生怀疑,这个怀疑让我看清了结晶体小组的方向,我们尝试全盘的不确定性没有排练、没有脚本,人员、空间、时间,主题统统不确定,但形式上的不确定的背后是海量且公开的个体知识、阅读和思考范围的平台搭建。也许建筑师会把他对物理性,对不可展示物的很多思考发过来,然后视觉文化的研究者会把对剧场和表演的研究也发到这个平台上,演员会从他们的时间与认知中寻找找他们的观点,最后牧师把关于他对罪和复活的想法也发到这儿,在这样一个知识共同体中我们思考,谈论,这种呈现远比写一个剧本要真实的多。

有人在后院排演现场

  记者:是否有考虑到参与观众与现场的关系呢?

  汪建伟:这不是我考虑的范畴,对观众最好的考虑是做好你自己认为该做的事。其实我也是观众,我们评价观众也好,艺术家也好,能称的上真正的前提是真实,完成工作。如果过度的焦虑,幻想与观众身份置换,那么你已经偏离工作目标你只做了一个幻想观众的工作。所以说从一开始虚构观众是很荒谬的,如果把虚构观众视为一种尊重,那等同于在虚构你未来的交易,是一种伪关怀。全力以赴做好本分,才是最好的负责与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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